洪耀勳：台灣文化主體性的一個嘗試
這篇放在《城與邦》的舊文，再轉貼回來。這幾天整理資料時，翻到洪耀勳的〈創造臺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心有所感，便想貼回來。
前言
現代化的浪潮中，個人如何尋求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甚至是自身歸屬的社群、文化之地位，可以說是每一理性思考者無不面對的問題，不論深與淺。
在194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如何在現代化中追求自我的主體地位，或許顯得更加困難，他們面對這樣一個困境：在政治上不是中國、在文化上不是日本，面對現代化的問題，又該如何自處？如何為自身所屬立命？他們這麼意識到，自身文化與日本殖民者的差異，但政治上作為日本的屬民有義務與日本文化維持關係，而在另一方面，基於日本多年的殖民統治，移風易俗，人們隱隱約約覺得台灣文化和中國南方那麼些不同。換句話說，在面對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如何證成，如何在既有的差異上，發展出台灣主體性的立論，現代化的挑戰是台灣哲學家的必修課題。[1]
在這門必修課上，洪耀勳（1903-1986）則試著從文化的角度來論證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地位，[2]以風土論和辯證法試圖描繪台灣主體性的存在可能。他認為我們可以從人、時間性與空間性等三個方面，思考主體性形成的因素。在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一種較為樸素的哲學思考（相對於Charles Taylor的認同理論）。
人、時與地
對於台灣文化的特殊性，洪耀勳認為，我們首要考量到這三個因素：人、時、地，時是指時間性，如歷史、歷史際遇（例如台灣被割讓的歷史），地是指空間性，是空間、氣候。此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到在「人」，除了人自帶的血緣關係與歷史文化外，還需要注意到時間與空間對人的影響。
夾於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下的台灣，台灣應該如何進行自我的辯證，如何在差異中體現自我的特殊性，他認為我們應當先考量「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影響，最後再回到不同文化的溝通活動。
洪耀勳的文化觀
對空間性與時間性的思考，我們首先能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時空與地理的影響總是塑造差異，關於這個問題，洪引入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論。
所謂的「風土」指的是人的個別感受與人們的共同感受（共感），例如一個地方的氣候等因素，形塑個人的感受，乃至於成為地區的人們之共同感受。在和辻哲郎的「風土論」中，和辻哲郎借由比較日本和其他地區的文化，從氣候和民族論述，試著建構日本文化的自我同一性。洪的借鑒，一方面受日本哲學的影響，[3]另一方面，可能是試圖借由日本人的理論來減少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阻力。
那麼何謂風土論的「風土」，如前所述，「風土」涉及到人們的共感，更進一步地說，「風土」即人們共同理解的共同世界，在這個意義上，「風土」還意味著某種理解形式。但這種理解形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卻有可能被抹滅，洪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在現代化的世界中，人們的文化可能被其他的異文化所取代（如現今的美國文化對其他地區的影響），那麼是否會造成風土的無效？洪採取比較樂觀的態度面對，他認為風土會限制異文化的移植（指的是社會習慣，包含衣食住行），雖然科技技術進步可能會使得異文化的移植更加可能，但仍有風土上不可克服的困難。
如果風土無法說明文化的差異時，又該如何處理台灣文化獨立性的問題？例如台灣與中國南方的關係。洪認為，當風土這種空間性的思考無法提供我們判斷時，我們則需要考慮到「時間性」，即歷史的因素。何謂歷史，洪採取辯證法的觀點：歷史在於自我與世界中呈現，在那些不同的歷史事件中，人的不同際遇會形塑差異，即使是風土相同，但仍可能產生出不同的文化來。
總的來說，洪認為我們應當從風土與歷史來看，這兩方面的思考，分別對應不同內容與其自身缺少的面相。就概念自身來看，以「歷史」思考，涵蓋的是個人意識、精神，但缺少了社會性的面相，用「風土」理解，包含的是社會性、實質肉體的，但缺少對精神的理解。換句話說，一個文化應當是具有精神的與有肉體的，兼顧歷史與風土，才是一個完整的文化觀。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下的台灣
如何看待台灣與日本、中國南方的差異？洪的態度是比較保留的，他認為在實證研究尚未完備前，諸如氣候、地理的研究的完整，我們無法明確地做出判斷，不能明確斷言台灣與中國南方的差異。那又該如何思索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他認為可以從時間性著手。
對於台灣與中國南方的差異，洪認為兩者在風土上相當接近，但基於歷史命運所塑造的差異，使得台灣有別於中國南方，就是歷史際遇、歷史記憶的不同形塑差異。差異是基於清割讓台灣的歷史所塑造，致使台灣與日本形成了一特殊的關係：台灣成為了日本國民，在這一點上，台灣有義務趨近殖民母國的文化。但在洪看來，雖然台灣接受了歷史命運，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但基於「風土」的差異、限定，作為生活世界的「台灣風土」仍無法被其他事物取代，日本政府也應當注意「風土」的差異，注意何謂「台灣」，台灣與日本仍有相當的區隔，殖民統治者不能無視這樣的差異。
簡言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面對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分別面對兩個議題：時間性與空間性。對於中國南方有歷史命運的分歧，之於日本殖民母國有風土上的差異。因此，台灣在自我的辯證中，需要一定程度上否定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並在彼此的交往活動中確認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在這之中形塑自我。在這樣的過程中，則需要考量「人」在交流活動中的地位。
不同文化的交流活動是一種交互主體性的活動，以平等尊重對方為一地位相等的主體的情況下，才可能逐漸形成自我的主體性。換言之，交互主體性並不止是知識論的意涵，更有著倫理學的層次，包含了溝通活動彼此的相互肯認與肯定自己在交流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建構主體性的獨特存在。
結語
在洪耀勳對台灣文化的思考中，除了風土論的論述，我們更可以注意到對於文化差異的產生，可能來自於歷史際遇的不同，尤其是台灣與中國南方的文化差異，在於歷史際遇使得區隔產生。「歷史事件使民族性喪失或文化的產生」的類似論點，不鮮見於那個時代，不論是孫中山的「民族意識的喪失」，還是主張中國祖國的台灣哲學家廖文奎（1905-1952）認為清割台導致台灣「中國民族性之喪失」，都是建立在歷史事件的影響。革命家與哲學家們都看見了歷史際遇對自身文化的影響，尤其是那些特殊的歷史事件。這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反省歷史際遇對於不同群體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洪耀勳始料未及的是，十幾年後，日本戰敗。時代巨變下，台灣哲學家們無法繼續他們對現代化的思索。
注釋
- 此處的哲學家指的是受過哲學專業訓練的人，如本文介紹的洪耀勳，受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
- 洪耀勳的觀點主要見於1936年用日文寫作的〈風土文化觀〉，以〈風土文化觀?台灣風土との聯關に於て?〉為名，分兩期刊載於《台灣時報》1936年的6 、7月。限於學力，本文對洪耀勳觀點的介紹，整理自林巾力（2007）與洪子偉（2014）的論述，下不附註，意無掠人之美，於此謹記。
- 洪耀勳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研究領域為德國觀念論與海德格爾，在他對辯證法的論述中，可以注意到黑格爾的色彩。而對風土論的借鑒，則可以視其在日本學習的影響。
參考文獻
- 洪子偉，2014，〈台灣哲學的盜火者——洪耀勳的本土哲學建構與戰後貢獻〉 ，載：《台大文史哲學報》，2014年第84期，頁113-147。
- 林巾力，2007，〈自我、他者、共同體——論洪耀勳〈風土文化觀〉〉 ，載：《台灣文學研究》，2007年1期，頁73-107。
對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 《台灣哲學──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2017-2019）：日治台灣哲學與實存運動》：https://twphilo.blogspot.tw/p/blog-page_10.html
- 洪子偉主編，2016，《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
留言
張貼留言